有些书，读完以后便放回书架；有些书，却要隔着几十年的时光，才会重新回到你手里，让你重新认识一个人。
《北京日记》（Beijing Diary）对我来说，就是这样一本书。
这本书原本是美国著名电影演员、导演查尔顿·赫斯顿（Charlton Heston）亲笔签名送给母亲谢榕津的。1990年，母亲离开北京来到纽约时，把这本书一同带到了美国，后来又交给了我。
年轻的时候，我曾经翻阅过这本书。那时，我只是把它当作一本记录中美戏剧交流的回忆录，并没有真正读进去。后来几次搬家，那本签赠给母亲的《北京日记》竟然找不到了。我一直觉得遗憾，像是遗失了一段属于母亲、也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。
几年前，我在国外一家旧书网站上，又买到一本《北京日记》。书寄到以后，我像往常一样翻开扉页，却一下子愣住了。那竟然也是一本查尔顿·赫斯顿的亲笔签名本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这本书的赠书对象不是母亲，而是包柏漪（Bette Bao Lord），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·洛德（Winston Lord）的夫人。
一本送给母亲的书，在岁月里遗失了；另一本送给包柏漪的书，却辗转三十多年，重新来到我的手中。我一直相信冥冥之中的缘分，仿佛命运绕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圈，又把我带回了三十多年前的北京。
这一次，我没有急着去读查尔顿·赫斯顿如何描写中国，也没有急着寻找那些关于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。我一页一页翻过去，寻找的只有一个名字，我的母亲谢榕津。
我知道，我感兴趣的已不仅仅是查尔顿·赫斯顿首次来中国执导美国话剧《哗变》的往事，而是这本书如何替生命之河保存了一位翻译家的往事涟漪；也是一个女儿在几十年以后，如何透过一个美国导演的眼睛，重新认识自己的母亲。
1988年，对于中国戏剧界来说，是一个颇具意义的年份。改革开放让中国开始重新打开与世界交流的大门，电影、戏剧、文学、音乐，越来越多西方经典作品重新进入中国，人们也开始尝试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文化合作。就在这一年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决定排演美国经典法庭话剧《哗变》（The Caine Mutiny Court-Martial）。
这部作品改编自赫尔曼·沃克（Herman Wouk）的小说《凯恩号哗变》，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。查尔顿·赫斯顿不仅是享誉世界的电影明星，也是舞台剧导演，因此，美国大使馆希望由他亲自来到北京执导这部作品。促成这件事情的重要人物，正是包柏漪。
包柏漪是美籍华裔作家，出生于上海，八岁随家人移居美国，后来成为美国著名作家。她的长篇小说《春月》（Spring Moon）曾成为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，并获得美国图书奖提名，《八月》（Eighth Moon）等作品也广受读者欢迎。长期生活于中美两种文化之间，使她始终致力于推动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。
她深知，对于这样一次中美戏剧合作来说，导演固然重要，但真正决定沟通是否顺畅的，还有站在导演与演员之间的那位翻译。
最初，文化部按照惯例，为查尔顿·赫斯顿安排了一位专职翻译。然而，包柏漪见过这位翻译以后，并不满意。她认为，对一位像查尔顿·赫斯顿这样享誉世界的演员、导演而言，仅仅能够“翻译”是不够的。翻译不仅要准确，更要理解戏剧，理解导演语言背后的节奏、情绪和文化背景。
于是，她向文化部提出，希望更换翻译。
文化部有些意外，回答说：“这已经是我们最好的翻译了。”
包柏漪却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，我见过更好的。”
这是包柏漪后来亲口告诉母亲的。原来，不久以前，包柏漪曾参加过一次国际文化会议。会上，一位女士坐在主席台，为中外嘉宾进行现场口译。整个会议持续数小时，她几乎没有任何停顿，在中文与英文之间自由切换，语言准确，反应敏捷，既忠于原意，又保持着自然流畅的表达。
包柏漪对此印象极深。会议结束以后，她特意记下了那个翻译的名字：谢榕津。
所以，当文化部让她推荐人选时，她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这个名字。
文化部随后找到母亲。那时，母亲并不是文化部机关里的专职翻译，而是在中国外国戏剧家协会工作，担任《外国戏剧》杂志副主编。虽然协会隶属于文化部系统，但她的主要工作一直是外国戏剧研究、编辑和文学翻译，并不属于专门负责外事接待的翻译人员。
然而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她比一般口译员更熟悉欧美戏剧。她不仅懂英语，更懂戏剧；她不仅能够翻译语言，更能够理解导演。
于是，母亲被临时借调到《凯恩号哗变军事法庭》剧组，担任查尔顿·赫斯顿的首席翻译。
后来发生的一切，都证明了包柏漪当初的坚持是正确的。
##### 任宝贤正在聆听查克的导演指导，而谢女士则在一旁准备她令人惊叹的“即时普通话”翻译。
##### （她曾将许多英语戏剧翻译成普通话。后来我们发现，她的法语同样流利。）
##### 尽管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养猪场度过六年，烧砖劳动，但她的语言能力丝毫没有减退。
##### 然而，她确实失去了丈夫。
##### 我们从未了解她那段经历的任何细节，也没有追问，因为每当她接近这个话题时，便会把自己隐藏在一丝苦涩的笑容之后。
##### 今晚我们在酒店与芭芭拉·齐格利（Barbara Zigli）和谢女士（Mme. Xie）共进晚餐。她们都是非同寻常的女性。谢女士更是令人敬佩。她以优雅而有尊严的姿态，挺过了文化大革命中极其屈辱的经历，包括丈夫的去世。这充分证明了她精神世界的力量。
##### 左起：丛林饰演年轻军官基思（Keith）。由于检察官查利（吴桂苓饰）对他的证词提出质疑，他正神情不安地听着查克（查尔顿·赫斯顿）的导演指导。谢女士（谢榕津）作为剧组翻译，将查克的指导即时译成普通话。
##### 她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之间闪电般的转换能力，成为整个制作过程中一项巨大的优势，也使查克从排练第一天起，就对这次合作充满了信心。
我开始一页一页重新阅读《北京日记》，寻找母亲留在这本书里的每一个瞬间。我发现，谢榕津这个名字几乎贯穿了赫斯顿整个北京之行。
第一次见面，赫斯顿便注意到了她。
在他的笔下，母亲没有任何刻意表现自己的地方。她只是安静地站在旁边，开始工作。导演说一句，她便立即译一句；演员回答一句，她又马上译回英文。她的翻译不只是语言转换，还带着情绪、节奏和表演张力，使演员和导演都能迅速明白对方真正想表达的意思。整个过程没有停顿，没有迟疑，也几乎没有任何需要重复解释的地方。
作为一位长期执导戏剧的导演，赫斯顿当然知道，一个真正优秀的翻译，不只是能够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必须能够理解导演真正想表达的意思。一句对白背后的情绪，一个动作隐藏的节奏，一段停顿所包含的戏剧意味，都必须准确地传递给演员。
母亲之所以具备这种能力，也与她年轻时的经历有关。她曾在上海沪江大学英美文学系接受训练，也曾活跃于学校英文话剧舞台，担任过话剧团团长，在沪江的舞台上演出过多幕话剧。戏剧语言、舞台节奏、人物情绪，对她来说并不陌生。
赫斯顿后来写道，她几乎能够以一种“闪电般”的速度，在中文与英文之间完成转换，而这种能力，对整个排练过程来说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他还特意写下另一个细节：这位一直站在自己身边的中国女士，不仅能够熟练运用英语，法语同样十分流利。
赫斯顿不知道的是，当时站在他身边的谢榕津，并不是一位普通的翻译。她已经从事翻译工作三十多年。她的一生，几乎都与语言、戏剧和对外文化交流联系在一起。
母亲出生于上海，从小在教会学校接受英文教育，后来考入沪江大学英美文学系。1949年以后，她来到北京，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，随后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。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，她便担任国家级口译工作，先后为周恩来、聂荣臻等国家领导人以及来华访问的外国代表团担任翻译，也长期从事外国戏剧研究和编辑工作。
然而，真正让她的名字广为翻译界所熟悉，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。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中国重新打开国门，大量外国文学、人物传记、电影和戏剧作品开始陆续被介绍到国内。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，我的父母——胡思旅和谢榕津，成为最早一批从事外国文学和文化译介工作的翻译家。
今天的人已经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翻译工作。没有电脑，没有互联网，没有电子词典，一切都要靠一本原著、一叠方格稿纸和一本厚厚的词典。母亲负责第一遍翻译，几乎不用打草稿，直接把英文一句一句写成中文；父亲则负责第二遍阅读，修改文字，推敲句子，润色节奏，再把修改后的译文工工整整誊写到稿纸上。
他们常常为了一个词、一句话讨论很久。我一直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认真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争论的并不是一个词，而是如何让另一种文化，在中文里重新获得生命。
他们合作翻译出版了《根》《尼克松传》《阿明》《简·方达传》《凯瑟琳·赫本的一生》《索菲娅·罗兰自述》等十余部著作。今天看来，这只是中国翻译出版史上的一部分；可是，在那个信息依然相对封闭的年代，这些书曾经成为许多中国读者认识世界的重要窗口。他们这一代翻译家，翻译的不只是一本本书，他们翻译的是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。
在《北京日记》里，照片不断出现母亲的身影。排练厅里，她站在导演与演员之间；讨论会上，她负责双方沟通；剧组前往西安参观访问时，她又陪同大家登上古城墙，走进大清真寺，参观兵马俑。
她始终站在离赫斯顿不远的地方。有时候，她只是照片角落里的一个身影。可是，当我今天重新翻看这些照片，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停留在她身上。
因为我知道，照片里的每一天，对她来说都不是普通的一天。
那时候，她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变故，而这一切，赫斯顿并不知道。
在《北京日记》中，赫斯顿写道，谢女士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劳动，在养猪场烧砖、砌墙，一待就是六年。后来，她又失去了丈夫。每当谈起这些往事时，她总会停顿片刻，脸上露出一种带着苦涩的微笑，然后轻轻把话题带过去。
我知道，那个微笑背后隐藏着什么。
1986年1月，父亲因突发脑溢血去世，年仅五十九岁。那时，我们一家人正在准备在同年六月为他庆祝六十岁生日。可是，他没有等到那个夏天。
父亲的离去，几乎击垮了母亲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她整天躺在床上，每天以泪洗面，不愿说话，也不愿见人。我一直记得，那是家里最安静的一段日子。
那张书桌还在那里。台灯还亮着。父亲戴过的眼镜放在桌角，钢笔夹在一本尚未完成的译稿里。一切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，只是那个每天坐在那里的人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我曾经以为，母亲不会再翻译了。因为她失去的不只是丈夫，也是她在文字世界里最默契的同行者。
后来，母亲终于重新坐回了那张书桌。她决定独自完成一本他们已经开始、却没有来得及一起完成的书——《简·方达传》。
她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，一个人译完了全书。而在译者一栏，她依然郑重地写下两个名字：胡思旅、谢榕津。那是他们共同完成的最后一本译著。
从此以后，母亲再也没有翻译过任何重要译著。因为她最熟悉、合作最密切顺畅的伴侣已经不在了。
赫斯顿并不知道这些。但我知道，当他在书中写下那一句“她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”的时候，他所敬佩的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翻译，更是一位在经历时代磨难和人生重创之后，依然能够平静地站在那里，把自己的悲伤藏起来，把最好的专业留给世界的女性。
翻开《北京日记》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并不是赫斯顿，而是母亲。
她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排练厅里，站在导演和演员之间；站在西安古城墙的风中，站在大清真寺古老的庭院里；也站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交汇的声音之间。
照片里的母亲，总是穿着不同的衣服。有时是一件剪裁合身的短袖上衣，有时是一件白色针织衫，有时是一套线条简洁的西式套装。今天看来，那些衣服已经带着浓浓的八十年代印记；可是在当时，却代表着那个年代知识女性最得体、最时尚的装束。
那些衣服，我几乎都认得。那个年代，北京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时装。母亲因为工作的关系，经常接待外国代表团，也常常随中国代表团出国访问。每一次出访之前，她都会把在国外看到的一些喜欢的款式默默记在心里，再请一位熟悉的裁缝，根据自己的身材一件一件量身订做。
她喜欢素净的颜色，喜欢简洁流畅的线条，不追求华丽，却总是穿得十分得体。那些衣服没有耀眼的品牌，也没有刻意的装饰，却很符合她的气质——含蓄、内敛，却带着一种知识女性特有的知性与优雅。
小时候，我并不知道这些衣服意味着什么，只是觉得，每逢要陪外宾、要出国，或者要参加重要活动时，母亲都会把它们提前熨烫平整，一件件挂好，再安静地站在镜子前整理衣领和袖口。那是一种属于她那个年代的仪式感。
直到今天，当我重新翻开《北京日记》，看到她穿着那些熟悉的衣服站在查尔顿·赫斯顿身边时，我才忽然意识到，那些衣服记录的，并不仅仅是一种审美，而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走向世界的脚步。
对于母亲这一代人来说，能够重新走进国际会议，重新陪同外国代表团，重新用流利的英语与世界交流，不只是工作的恢复，更意味着一种迟来的回归。
今天，当我望着照片里的母亲，目光已经不再停留在她穿着什么，而是停留在她那种从容和平静，甚至仰头微笑的样子。那是几十年的学识、修养和人生经历共同沉淀出来的风度。
她经历过时代的风雨，也经历过人生最深的伤痛，却依然能够安静地站在那里，把一种语言准确地传递给另一种语言，把一个文化真诚地介绍给另一个文化。
查尔顿·赫斯顿已经离开人世，包柏漪也早已失去联络，母亲如今已经九十八岁，但在《北京日记》里面，大家依然年轻。
当我轻轻合上《北京日记》，我明白，它不只是查尔顿·赫斯顿1988年的中国之行，不只是一段中美戏剧交流的历史, 而是替时间留住了一位翻译家美好的岁月，让我在多年以后，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的母亲谢榕津。